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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風雨向前挺進的新聞人寫在「從解嚴到數位匯流的新聞工作者:跨時代的比較研究」出版之際|新書推薦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劉蕙苓

對於我這樣在新聞界待了21年,才轉入學界發展的人,要寫什麼樣的書才能作為學術生涯的代表?無庸置疑地,就寫一本可以把自己置身其中的書吧!這是我進入學界的核心關懷:新聞工作者。

新聞工作者研究的里程碑來自於Johnstone, Slawski 與 Bowman在1971年在美國進行的大調查,而後,Weaver帶領研究團隊接棒,自1982年以來,繼續進行四波的調查,為美國的新聞工作者研究累積五個時代的珍貴資料,這樣的研究承傳與執著,是我所景仰的。臺灣的新聞工作者研究始於時任政治大學新聞系的羅文輝教授,1994及2004年進行的兩波調查,秉持著這樣的研究承傳精神,2014年我接棒進行了第三波新聞工作者的調查。這三波的調查樣本數都超過一千位,這樣的規模並不多見,因為要從媒體機構取得樣本的母體資料十分困難,加上受訪對象的工作忙碌很容易拒訪。

儘管科技進步,匯流時代帶來新的傳播形式,新聞的定義亦逐漸改變中,有些學者已開始看壞新聞業,甚而提出「新聞已終結」(the end of journalism)的論述,而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20年的研究亦指出,全球各地民眾對新聞信任度持續下滑,臺灣在40個受調查的地區中,信任度只有24%;但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了新聞業?沒有了新聞工作者?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Willnat, Weaver, & Wilhoit(2017, pp. 2-3)在其出版的半世紀美國新聞工作者研究一書中,引用著名的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指出,儘管美國民眾對媒體失去信任,但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新聞組織對於美國的政治人物具有監督的功能,以阻止他們做違法亂紀之事!

本書以解嚴後的新聞工作者為研究對象,在徵得羅文輝教授的同意後,運用1994年、2004年及2014年的量化調查資料進行比較,此三個年代正好代表了台灣自解嚴後,報禁開放逐漸民主化的年代,到2000年以後有線電視與《蘋果日報》加入媒體市場所導致的媒體競爭與日漸商品化時代,而2010年進入數位匯流後所帶來新一波的媒體生態變革。但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為深化量化數據的解釋,本書亦輔以超過六十位新聞工作者的質性訪談,針對不同主題進行詮釋,來呈現較立體的新聞工作者研究樣態。

這本書分成三大部份:三個時代的比較分析、數位匯流的衝擊、及世代差異的新聞想像。透過橫跨時代的比較,來了解新聞工作者基本輪廓、工作狀況、角色認知、倫理價值、新聞專業與科技介入的影響。除了比較研究之外,還希望能處理目前媒體面臨數位匯流與轉型之際,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與挑戰,及三十多年來三個世代的新聞人,在新聞實作與價值觀的差異。

在分析完這些資料後,本書有許多有意義的發現,茲摘要部份內容如下:

  • 臺灣新聞工作者的輪廓,以25-44歲為主力,歷經二十多年的社會變遷,性別的男女比從1994年的62.3%:37.7%,已調整成2014年的55.1%:44.9%,女性比例明顯提升。同樣產生較大變化的是政黨的支持上,雖然過半數的新聞工作者都表明不支持任何政黨,但支持泛藍的受訪者從1994年42%下降到2014年的18.9%,而泛綠的支持度在2004年達到高點,但只有29.9%,2014年只有11%。愈來愈多的新聞工作者傾向於表明自己不支持任何政黨。
  • 新聞工作環境的變遷,最直接影響的是薪水,三個年度中以2004年平均薪資最高,達55,063元,但2014年不升反降,只有50,711;這與國民所得毛額對照,2014年已遠低於國民所得的平均月薪。低薪成了2010年代的現實。
  • 新聞專業中最看重的新聞自主,新聞工作者在三個年度的感受也有顯著的差別,以2004年的自主程度最高(平均數為3.09),1994年次之(平均數為2.98),最低的則是2014年(平均數為2.85)。
  • 新聞環境的改變也影響新聞工作者的去留承諾,本書發現新聞工作者回答未來五年會留在新聞界的比例,自1994年到2014年呈現逐次下滑,到了2014年有超過四成的人給了「不確定」的答案。這也顯示數位環境新聞業所面臨的挑戰,使新聞人的未來不確定感增加。

看到這些變化,或許會讓人感受到新聞業的江河日下,但當我們在深入分析質性訪談資料卻發現,新聞工作者雖認知到環境改變帶來的挑戰艱困,有些結構性的問題難以撼動,但他們並未失去能動性,仍然站穩立場守住存在於社會的理由,仍然提醒自己莫忘初心做好新聞。近年來新聞人轉業時有所聞,但在最艱困的時刻,願意留下來持續奮鬥的人亦為數不少。留下來的人,需要更大的勇氣,他們不畏艱難繼續向前挺進的精神,更值得尊敬。

當我開始有寫書構想時,有朋友笑稱,我是否在幫新聞記者寫墓誌銘?我想,記者的墓誌銘不會存在,因為社會需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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