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fred Fuhrmann寫到:｢所謂語藝學，像是古代世界所有由希臘人所創造的教育學習，而羅馬人則充分地採用其形式與主題，他們在希臘文化中獲得其最終的教育綱領｣。以希臘式的語藝研究位居羅馬自由教育的中心，是因為｢語藝學是使人在政治中獲得個人成功的一個手段｣、｢語藝提供了進行政治辯論的一個方法｣、｢語藝學發展了文雅、智慧、精巧的口語技能｣。換句話說，語藝學扮演著羅馬教育中十分重要的角色。
羅馬時代有著名的語藝學家如西塞羅(Cicero)，也有成功的語藝教育者昆體良(Quintilian)，他們豐富的知識成果深深地影響著歐洲文明的興起，甚至直到美國的民主革命。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沒有一個如羅馬時期般，由語藝學來主導豐富的教育方法與內容，而這正是｢人文｣概念的誕生。
語藝學與政治權力
當我們談到羅馬或羅馬的世界，乃指涉一段富含多樣政治形式的期間，至少從西元前300年到西元400年間，羅馬橫跨了兩種不同的政體，羅馬共和時期與羅馬帝國時期。(羅馬最初是王政體制，但並非是世襲的帝制，而是由兩大民族輪流執政)
在共和體制下，羅馬的主權政治成立，其由選舉產生執政官，並且由元老院(senate)與市民大會(popular assemblies)組成共和國。然而這並非指的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只有擁有土地或成為特定組織的成員，方握有投票的權利。
元老院的組成為符合資格的300人等，其權力來自於他們身分資格，但隱含著羅馬共和政治思想的人格特質(character)假設。在羅馬共和時期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十分注重人格特質(ethos)，他們相信良好的品德對於成功的言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必須通過｢教育｣來達成，而家庭則是其中心。羅馬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以家庭作為中心而轉動，特別是圍繞著父親的權力(patria potestas)，父親對小孩的支配，幾乎與奴隸無異，直到父親死亡才終止。除了父親扮演的教導角色，當孩子成年時(通常是在14歲)，父親會帶著孩子去請求名士指導，學習政治演說述與治邦之述，這樣的教育不是注重是智識發展，更注意的是自制恭順的精神，體現嚴格的道德。
在共和羅馬複雜的制度系統中，有著微妙的平衡關係，有時候單單是一個團體或是一個人，便可以阻止政策實施，說服性的演說則是最關鍵的一環。當一位如西塞羅這樣的參政者在元老院發言時，便展現了他的權威與能力。由此觀之，修辭能力是權力的關鍵因素，這跟整個羅馬的政治規則、教育理念與對人的期待有關。
語藝學與羅馬教育
羅馬的共和時代的正式教育是沉浸與希臘文化與語言之中，而語藝學則是其核心。古典主義者Grube著重於此特點，他認為這幾乎是羅馬的高等教育的基本內容。Troup也同意，語藝學就是羅馬帝國的教育系統。羅馬的語藝學式教育與現代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由於現代教育十分依賴書面文本，我們總會以為古希臘與羅馬也是如此。但事實並非這樣，希臘與羅馬教育主要以｢口說｣作為媒介，並深刻地影響著政治領域。古地中海世界的口說教育的另一個要點是，記憶力訓練被認為比基於文本的文化更為重要，記憶力對於表達、影響、教育具有關鍵的意義。對於羅馬共和時代的學生而言，所有的與藝教學都是用希臘語來進行，並遵守著希臘的語藝學傳統，嚴格且有條理地進行一種｢文化理想｣上的教導。
然後逐漸地，一種融合希臘化的希臘(Hellenistic Greece)與羅馬民族傳統的｢新希臘-羅馬文化｣形成。此時我們可以透果西塞羅的教育思想來把握羅馬的語藝與文化，如果說早期羅馬的教育是概括在｢偉大的禮俗｣，那麼進入到西塞羅時期，則是不過分強調家庭傳統價值與｢教導｣(instruction，帶有希臘教育的意義)的｢人文精神｣(humantas)。這個詞彙有文化、同情、禮節、仁慈的意思，它意味著與｢教導｣的區異，如果說希臘是重視｢教育｣(educatio)，那羅馬則是使用instituio，這樣對｢人文｣的重視漸漸讓羅馬的教育偏向｢人的尊嚴｣與｢同情｣的意味，且強調不會置身於任何人類事務之外。
良好公民的裝備
羅馬的修辭學提供了一個嚴格的教育制度，他促成了一個人成為成功又進步的公民。修辭學在個人與政治上與權力緊密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他是影響一個人是否被認為良好的關鍵。羅馬人學習了希臘人的修辭術，進而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嶄新世界。如西塞羅、坤體良等理論家，他們在法庭修辭上發展到非常複雜的程度；朗吉駑斯也透過修辭研究讓拉丁文成為更細膩微妙的表達。聽眾是羅馬修辭學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陳分，修辭學家們關心著聽眾的品味、感受、價值等。無論是西塞羅的智慧與雄辯，或是，坤體良定義了修辭是一個好公民所必須裝備的技術，羅馬的修辭學總是帶有道德的面向。修辭，即一種說得好、寫得好的、又可以打動人的能力，在羅馬最優良的修辭理論中，此能力總是帶著善待於國家與人民的道德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