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是一個環境異常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氣候變遷將會成為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最為核心的政策辯論。在Beck的《全球風險社會》的觀點之中，此種氣候異常的現象不只是一種自然體系中的現象，更重要的是，此自然現象也因科學觀察（scientific observation）與各種調適（adaptation）手段的介入，引起了「人為的不確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Beck, 1998）。其中最關鍵的概念就是「知識」，公共部門與私營組織都生產了氣候異常的相關知識，以之作為在全球尺度下氣候變遷的行動原則。
在本世紀的議程中，氣候變遷的永續性與風險性已然變成最重要的且關乎政治、科學研究、媒體與公眾等由環境變遷現象所支撐起來的巨大社會討論。環顧世界，不同組織、不同價值、不同立場的運動已經形成更強大的推動力量去回應氣候變遷。然而，這些運動缺乏內核，並且在成功地建立科學政治權力去引發環境永續轉型一方面是失敗的（Sellenberger and Nordhaus, 2004）。Reisinger（2011）也發現在氣候變遷的學術研究發展現況上看來，研討的面向仍然不夠豐富，他認為氣候變遷的相關研究儘管企圖積極地呼應此環境變化的自然現象，卻尚未形成「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從IPCC幾年來的研究報告（TAR）看來，主要論述是建立在自然科學的趨勢模型與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之上。他認為，更多的整合是需要的，需要更有效的決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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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議題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有學者認為，在氣候變遷一巨大議題下，若需要達到有效整合，那麼問題絕對就不會只是在成本效益分析與純粹的地球科學模型中，而是我們將會發現，氣候變遷議題的核心是政治，也就是說，集體地治理氣候變遷的適應與減緩問題就必須將問題政治化（Pendergraft, 1998）。Giddens（2008）在《氣候變遷的政治》中，提到氣候變遷是現代性社會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議題，甚至Giddens認為氣候變遷直接呈現的就是政治性。此政治性呈現為一種在科學不確定性與全球安全的基礎上，所發展出的信念與行動的角力關係，Giddens認為面對發展的如火如荼的氣候變遷政治應該要回歸反思現代的計畫，深思這樣的全球情境下，行動者如何從政治與經濟的匯流中促成氣候變遷的前瞻性調適實踐。
反觀台灣如何面對氣候變遷
反觀台灣呢？若是將氣候變遷作為一種自然科學領域的環境議題，根據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對未來的推估，全球大多數地區豪大雨事件的頻率將上升；西北太平洋強颱的比例可能升高，伴隨颱風的極端風、雨強度也可能增加；東亞地區乾旱日數可能變多。諸多台灣學者針對氣候變遷的現象發展出相關研究，百年來台灣氣候變遷的了解也日趨完整（許晃雄，2001；Hsu & Chen，2002）。在莫拉克風災後深思台灣氣候變遷的現象，從近年來的災害資料發現，氣候變遷對於台灣的衝擊逐漸浮現。
如前所述，氣候變遷目前在台灣造成的變化已經很明顯，部分氣象因子如氣溫和海平面的上升更超越全球變化的速率，可見台灣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程度已很明顯；隨著氣候變化，極端天氣的強度和頻率劇增，強降水颱風的來襲越來越頻繁，若加上地層下陷、都市排水系統不良、山坡地水土保持不當、水庫淤積等因素，將加重災害的規模及增加對社會、經濟的衝擊。如何因應這些極端天氣頻率或強度的逐年增加，將是台灣氣候變遷相關科學面對未來最大的挑戰（吳宜昭、陳永明、朱容練，2010）。
若是從政治、經濟、社會面向來看，氣候變遷的議題就顯得弔詭了。台灣在1997年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2年完成行動計畫，修改「環境基本法」，確定永續會法定地位；2003年提出永續宣言並發布永續指標；2004年修改完成「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2005年推動全國數縣市進行地方永續發展計畫，如台北市政府成立地方永續會、完成地方二十一世紀議程、提出地方永續行動計畫、製作地方永續發展網頁；直到近年的氣候變遷資訊平台等等。永續發展已是國家發展的基本要求，具法律上的正當性，所以國家整體的永續性運作應當十分順暢完整，如持續發佈環境指標、進行環評、辦理永續選拔表揚等等。但台灣地方性永續發展運動仍在進行嗎？筆者查詢幾乎所有地方的環境永續、異常氣候調適等網站，發現資訊尚未隨著議題趨勢大量更新，地方社區居民表達意願也偏低，或是忽略促成溝通交流的機會。
2019 新北公佈六都第一份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 新北市政府
危機就是轉機
這是危機也是轉機，在極端氣候變遷時代，最重要的乃是，強調風險、文化、社群的科學傳播，其不僅僅是企圖達到科學知識的論述構成，或是知識與資訊的傳佈，也是一種政治性的動員與實踐，更可以創造社會道德與價值上的轉型。它影響著社會各界是否均參與氣候變遷下的永續發展行動，並且由公到私，由中央到地方，都必須不斷進行大大小小規模的動員與實踐，讓所有的相關群體與個體都能夠就各種環境永續議題進行溝通、交流、規劃與改善，並且實踐出氣候變遷時代中社會應該邁向的共同未來。這個未來情境將是二十一世紀的最重要議程。
參考文獻
- Beck, U. (1989).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ch society: questions of survival,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 9, pp. 97‐123.
- Reisinger, A. (2011). Interdisciplinarity: are we there yet?. Climatic change, 108(1), 23-30.
- Pendergraft, C. A. (1998). Human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cultural theory and collective action. Climatic Change, pp. 643-666.
- Giddens, Anthony (2009).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 Polity.
- Hsu, H.-H., and C.-T. Chen, (2002).Observed and projected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Meteorol. Atmos. Phys., 79, pp. 87-104.
- 許晃雄（2001）。〈台灣環境變遷與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之評析-氣候（III）〉，九十年度國科會永續發展研究計畫報告。
- 吳宜昭、陳永明、朱容練（2010）。〈台灣氣候變遷趨勢〉，《國研科技》，25: 4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