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將舉行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前身為東亞運），原為台中獲得主辦權，但卻因「東京奧運正名」相關公投，而招東亞奧會理事會臨時取消其主辦權；2018年12月吳寶春於上海插旗開店後所做的聲明，似也喧鬧一時，網友口中「舔中不成反類犬」的譏笑，也帶來諸多思考的可能性。這幾年，相關事件層出不窮，實際上直指政治與許多事本就無法一碼歸一碼，「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又或者打趣的說「政治歸政治、麵包歸麵包」，聽起來皆只是懶惰思考兩者之間關係的簡單論述。
來源：世大運臉書粉專
在體運賽事方面，由台北舉辦的「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是台灣截至目前為止，舉辦過最高層級、最大規模的運動賽事，也是繼高雄市主辦「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台北市主辦「2009年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後，再次登上世界舞台；如今，2017世大運即將屆滿兩年，而彼時我們觀看世大運開幕式的「驚嚇」和「驚喜」似乎還歷歷在目，開幕式的意外來自年金改革團體的行動，爆點則是首位站上美國大聯盟且是中華職棒「永遠第四棒」的陳金鋒，他在揮棒點燃聖火的那一刻，無論是親臨現 場還是直播前的觀眾皆無不動容。
以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探討台灣人的參與行為
然而，為什麼民眾的驚喜或驚嚇如此重要？一場世界運動會的主體應是運動賽事，但從主辦國角度思考，運動賽會成功舉辦的關鍵之一，實際上是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陳凱傑，2007），畢竟舉辦國際運動賽會雖可吸引國際人潮、帶動觀光，但親臨比賽現場的觀眾仍屬本土民眾為多（曾慧青，2018）。
而筆者發表於2019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的論文《我在主場！以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探討國人的參與行為》，即是以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為框架，探索國人參與世大運的原因，該研究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兩種參與世大運的行為，其一是「非臨場參與」：民眾透過口頭傳遞、口頭談論、口頭推廣、網路談論、收看轉播及追蹤分享相關資訊等方式，以相對較低的知覺行為控制程度參與世大運；其二則是「臨場參與」：民眾以買票進場、購買商品、擔任志工或替代役、與實體廣告合影等知覺行為控制程度需求更高的方式參與世大運。
真好想贏韓國啊~中華隊認同讓人更想參與賽事
該研究於2017年12月07日至12月22日，透過網路社群平台搜集有效樣本共1,247份，填答者以女性為多（52.8%），年齡多在21至25歲區間（35%），教育程度以大專校院為多數（65.5%），並有62.9%的就業人口。
主要研究發現，無論是臨場參與或非臨場參與，TPB理論中的三構面，尤以主觀規範的影響最顯著，其次是知覺行為控制，最後則是態度。此結果再次反應個體行為有時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大於自我對於實踐行為的態度（Ajzen & Fishbein, 1980）。此外，在經由兩種不同行為類別的比較後，筆者進一步發現，知覺行為控制與態度對個人行為實踐，在影響程度上的細微差異，有助於未來探討較為複雜的計畫行為時，更細膩地判別與預測相關變項之間的影響幅度。
來源：自由時報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梳理TPB相關文獻後，發現過去研究較少針對「已發生事件」探討，而為釐清研究變數之間的關係，遂徵得20位在世大運籌辦及正式舉辦過程中，高度關注相關活動的台灣民眾進行初步訪談。而後，納入了「對中華隊的認同」與「對柯文哲的認同」兩變數，藉以更深入了解民眾參與世大運的原因。研究發現，民眾對中華隊的認同，在其對世大運的態度與非臨場參與之間，扮演調節角色，而民眾對柯文哲的認同，則在其對世大運的態度與臨場參與之間，具有調節效果。
民眾想像、建構及展現國家認同的所在
針對研究結果，筆者嘗試詮釋可能的原因。首先，關於民眾對中華隊的認同在其對世大運的態度與非臨場參與之間的調節效果，意味世大運一類的運動賽事作為國家與國家、團隊與團隊的競爭場域時，是民眾想像、建構及展現國家認同的所在（Hobsbawm, 1997），而當台北市政府委託的世大運專業品牌小組，借台灣身處競賽地主的優勢，將「台北，我的主場」及「這次，我們回家比賽」作為行銷訴求時，似乎成功激起民眾對於國家代表隊的認同感與支持度，而當社群媒體使用者不斷轉發、分享代表隊的獲勝資訊時，便是在社群媒體中吸引並建構更大規模的想像共同體，從而凝聚國人的集體認同感。
接著，關於民眾對柯文哲的認同與其對世大運的態度和臨場參與之間的調節效果，顯示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讓政治人物可藉由向其支持者傳遞政治訊息、創造對話外，也可能進一步激發民眾的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
來源：松山區市府新聞稿
世大運臨場參與行為的激發
在該研究情境中，台北市長柯文哲作為世大運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可說是整體賽事最高負責人，而根據Mckeown與Plowman（1998）的觀點，筆者認為民眾對政治領袖的認同，應也會體現在追蹤其官方社群平臺的行為。基此，筆者檢視柯文哲為了宣傳世大運而成立的Instagram，發現此社群平臺從創立至世大運結束共發表61篇貼文，其中超過一半為世大運相關文字、照片或短片，如「臺北，我的主場，在我的主場，就是要買票進場看世大運」，反映出柯文哲企圖以社群媒體作為創造集體想像與提升世大運熱度的平臺，從而促使對其擁有認同感的民眾，將這份情感轉移至世大運臨場參與行為。
「政治不只歸政治、運動不只歸運動」的運動治理思考
台灣主辦國際運動會從時任台北市長郝龍斌籌辦「2009年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及時任高雄市長籌辦「2009高雄世界運動會」，到台北市長柯文哲籌辦「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幾次成功主辦的經驗，似乎更有機會能讓世界看見台灣，例如郝龍斌所籌辦的運動會即被時任聽奧會總會主席表揚是85年來舉辦過最好的聽奧會。事實上，舉辦運動會，對地主隊運動員而言是極大的身心靈考驗，而對於政治人物，更是其領導能力的階段性檢驗。
相較前段時間的「2018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由現任高雄市長韓國瑜擔任主任委員，該賽事的規模與層級雖不可與過去由台北或高雄主辦之國際性運動會相比擬，但就從「政治無法歸政治、運動無法歸運動」的角度思考，政治領袖如何透過運動賽事動員民眾，而運動又如何與認同相關聯，的確是主政者需要思考與衡量的關鍵議題，而本文的研討或許可以提供一個積極的觀察與建議。
伴隨2107世大運的落幕，台灣似已登上小山峰，得以擁有被世界看見的機會。然而，2019東亞青運會的主辦權彷彿就在手中，一溜煙又消失無蹤，或許這樣的際遇，再次提醒我們運動無法只是運動，在感知到躍上山頭又迅速墜落谷底的失落後，若能能漸漸明白政治與運動之間的交纏，接著逆行而上，也許荊棘之處仍有重生，新的局面仍然值得等待與創造。
參考文獻：
- Ajzen, I., & Fishbein, M. (1980).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McKeown, C. A. & Plowman, K. D. (1998). Reaching publics on the web during the 1996 Presidential campaign.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1(4), 321-347.
- 陳楷傑（2007）。《臺灣舉辦國際性運動賽會之關鍵成功因素研究》，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
- 曾慧青（2018）。〈大型國際運動賽會行銷活動之探討—以2017臺北世大運為例〉。《全球運動與休閒管理期刊》，1（1）:1-12。
